张献翼：万历年间第一行为艺术家要览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很多倒霉蛋。他们有闪闪发光的才华，当时也曾名声大震，但因种种缘由，被正史忽略，为后人遗忘，像尸体一样被土花啃掉。

这些人中间，不乏狂者：翻着白眼看人，穿上艳丽的服装搞摇滚。身后却有如一杯薄酒，浇在地上则月光也没办法，吞进肚里则无人看得见。

狂者的“隐形”亦有“正当原因”——中国历史号称悠久（或者说老不死），记述也称“春秋笔法”（其实就是势利眼）。3000年中无数政客党棍、军阀学霸，正好史不绝书，却哪里有布衣才子、巷陌狂夫的容身余地？

但如果我们有心，依然可以从渔网故纸中爬梳钩沉，找回至少一些狂夫的音容风神，勾勒出他们的步履平生。

在明中叶以后，尤其万历年间，有一人正为此种典型。他就是张献翼，字幼于（世多称其字，有时也衍作幼予），苏州人，他在《明史》里只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几十个字，却在时人众多笔记、文集里出没。在这些记载里，张献翼以诡行狂举浪掷一生：他给朋友做生日，要人扮成尸体做丧礼庆祝；他出门，怀里揣上5副胡须，看心情好坏，换着戴；他没事情就约人扮乞丐，或者穿上紫衣去耍小姐；他在家门口挂上牌子，声称要卖文，卖浆，卖痴呆；他放浪形骸、半生不渝，最后又因搞妓女而被黑社会干掉。

但张献翼不是一个人在狂颓，他不是一个人在狂颓！他的行为艺术，折射出自明中叶以来，非主流士人群体的任诞习气。

张献翼行为艺术要览

在《答汪伯玉中丞书》中，张献翼说：“仆本东南菰庐中野人，又犬马之性，不知俗之尊”。这是他就自己狂颓行事的独白。

张献翼的“犬马之性”，首先表现在妖艳打扮。

写《万历野获编》的沈德符，曾专门为其立有百科词条，说张献翼比较穷，所以爱嘲弄土老肥，要大伙儿喊他“张总”。他不但要做老板，还要做衣冠楚楚的老板——衣服上绣满荷花、菊花，头戴大红方巾，一出门，儿童就聚集在他身后，看热闹耍。

郑仲夔的《耳新》，对张献翼爱打扮的做派，有更细致的描写：

张献翼每出行，都要准备五种颜色的髯口，揣在袖子里，走几步，看心情好，就换个红胡子，心情不好，就换个白胡子。川剧的变脸艺术，也许最早灵感就来自张献翼。（这句是扯淡，写《川剧变脸源流考》的同学，千万别引用。）

他又爱穿大红衣裳，主要是爱跳舞，而这造型总让我们想起《英雄》里的张曼玉。他家里常养舞童，不是一类人不准来看，因为，“一般人我不告诉他”。

他甚至喜欢打着赤脚，约朋友去闹市行乞，又或者穿上紫色袍衣，到夜总会喊小姐。两个人放浪形骸，有时候在大街上唱《我的太阳》，有时候忽然痛哭，旁若无人。

张献翼的“犬马之性”，第二表现在对“生与死”的吊诡态度。

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记载：当朋友过生日时，张献翼没有简单地送生日蛋糕，并且在KTV包厢里糊他一脸蛋，就算敷衍了事。他别出心裁，让朋友扮成尸体，他率领子弟披麻戴孝，围着尸体哭。等上猪头肉和酒祭奠时，朋友就一骨碌爬起来，和大家同吃。第二天，都喝高了之后，又找妓女来陪唱，一起哭，哭了接着喝，说是“收泪”，大约也就是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”的意思。

而每当想到死去的朋友或者姘头，张献翼就要摆上空板凳，让他们坐，然后自己举一觞酒，对着异度空间“跟往事干杯”。

这个段子的延伸记载又见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：

张献翼的朋友刘会卿卖掉皮大衣，买超级女声成都50强中的一个回来当小老婆，很快就被抽干，死掉了。张献翼扛一桶长城干红去哭丧，先是朗诵诗歌，跟着命令这个把朋友抽干的女郎，躺在地上扮尸体，同时找来两个祭祀用的木偶，放在女郎两旁，又要乐队奏一曲《东风破鞋》，自己跟着伴奏唱卡拉OK，长歌当哭，酒洒一地。他的屌样子，大约如是。

关于故人或故爱人，侧面记载还有蒋一葵的《尧山堂外纪》：

张献翼喜欢的陈姓小老婆死后，他有晚梦见她来问佛图澄的党派问题，是民盟，还是民革？朋友刘凤知道这个故事，就笑嘻嘻地送了他一首诗，说除非真正理解禅宗，否则那情儿总让人凋谢，这一辈子也了不完相思债呢。

在张献翼自己写的诗里（见《列朝诗集》，疑似取自《百一集》，这个集子是献给他一百零一个朋友，今已不传），前述祭奠亡友的段子有更翔实、动情的表述。

一是《刘会卿病中典衣买歌者因持絮酒就其丧所试之》

“…………

一生一死复一杯，或歌或泣还成曲。

座上多白云，门前总流水。

人琴叹俱亡，风流浑不死。

十千五千未满杯，三弦四弦已盈耳。

佳婿佳儿垞帐前，故人故宴帷堂里。

山阳笛，伯牙琴，至今千载为知音。

平生尊酒若常在，生死交情深不深”。

这悲鸣，人只要还没有成为铁石心肠的总书记，都难免心生恻隐。

二是《再过刘会卿丧所卜胡姬为尸仍设双俑为侍命伶人奏琵琶而乐之》

“…………

君不见古人祭天亦有尸，迎尸今日迎胡姬。

胡姬旧为门下客，曾问今宵是何夕。

…………

胡姬代君饮，胡姬代君语。

谁云君不知，对酒君不辞。

谁言君不见，肝肠在颜面。

两两为刍灵，侍立何亭亭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思其人，到其堂，

依然其处在，谁谓其人亡？

…………

不及黄泉也相见，长踏陆土如沉沦。

为君歌，为君舞，酒到刘伶坟上土。

呜呼！酒到刘伶坟上土。

我以为，就悼亡友的诗词而言，张献翼此作足以列入有明一代前三名。

三是《灯夕同陆姬过胡姬并怀侯双》

君不见张敉名字在月中，又不见乞歌携妓张红红。

灯火未然月未出，名字不闻五百弓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绿烟朱火青楼起，一杯一杯情未已。

放意且留欢，遗老堪忘死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忆昔侯姬尝去来，来时往往相尔汝。

谓我非常人，爱我无常语。

攀玩今宵少一人，安得侯双唤张敉。（四一按：张敉是张献翼中年后自改的别名。）

品一品吧，品一品。什么是blues？这就是明中叶以后最特出的blues。

这些诗歌让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行为艺术家张献翼，并非没心没肺。其实这不值得讶异，大多数任诞狷狂的男人，内心深处都藏着柔软的人格——张献翼的弟弟张燕翼早夭，他两写祭弟文，哀毁销骨，还放下骄傲，到处找名公巨子为兄弟写墓志诔文，认为这样才对得起兄弟的天分；张献翼的母亲去世，他又在屋子里刻像纪念，朝夕相对，痛哭伏地。

张献翼还曾在除夕去给死友上坟，别人都忙着放爆竹，挂春联，包饺子，看赵本山的小品，他却独上白花山，为亡灵招魂。

这个事迹见其诗《墓上除夕二首.墓在白花山下》，语云：“墓上逢除夕，流年倍一惊。片云心尽折，孤烛梦重双……梁君倏忽先朝露，固知才美逢奇数。即今闻笛山阳悲，空传南越工词赋。维扬宗子死不亡，广陵宿草遥相望……”

他的情深、情戚、情颓，就是这么样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翻白眼的派头直追刘伶

张献翼的“犬马之性”，第三则在于骄傲地翻白眼的派头。

冯梦龙《古今谭概.怪诞部》记：

“张幼于燕居，多用假面……”，有僧人朋友去京觅官得逞而回，张献翼“星冠羽服，戴假面出迎，口不发一辞，推以乘骑，观者载道，马不得前”。

非常骄傲，非常白眼。对热衷功名的僧人朋友，老张戴假面去迎，沉默不语，围观的人如此之多，以至马儿都不能迈开蹄子。冯梦龙对此也评道：“假面对假僧、假儒正妙”。

同书又记：张献翼去访友薛世和，后者新拜鸿胪官职而归，张“见架上衣冠，门有系马，竟服其衣冠，乘马张盖”，报名求访。薛世和似乎也知道这个朋友的怪脾气，如常送迎，“宾主略不讶异”。对此，冯梦龙评得也很到位：“世上衣冠半假也，幼于特为拈示”。

同书又记：张幼于去拜家庙，楼匾忽堕，“张曰：此祖宗怒我也。因沐浴茹素，作自责文，囚服长谢过，凡七日。又以巨石压顶，令家奴下杖数十。已而口占赎罪文，备述生平读书好客之事。因起更衣，插花披锦，鼓乐导之而出，曰：祖宗释我矣”。

他的骄傲不但对朋友，甚至对祖宗。见家庙的牌匾落下，立刻假装是被祖宗责备，于是穿上劳改犯的服装，又用大石头压脑壳，让家人在他头顶碎巨石。最后念检查（其实是自我吹嘘），念完了就换衣服，插上鲜花，披上锦缎，敲锣打鼓出去，说：祖宗原谅我了。实际上，祖宗原不原谅，在他心中，不过是当球腾。

祖宗之外，更有权贵可藐视。《耳新》记：

有老干部慕名造访张献翼，进门却只有一个老仆人在那，说，领导您坐会儿，主人一会就出来。没多久，有个老头子，须发皆白，很拽的样子，拖一个小手杖，从堂前过，谁都不甩，老干部也没引起注意。又过了很久，张献翼还没出来，老干部有点不安逸了，问老仆人。后者说，刚才走过堂前的很拽的老头子，就是主人。老干部搁不住脸蛋，问：他为啥子不来打招呼。老仆人说，主人交代，老干部不过是想看看张献翼是什么鸟样子，现在已经看到了，不用再见，再见也是铲铲。直到老干部愤怒离开，张献翼也没再出来。

张献翼的白眼，来自嵇康阮籍的造型儿（他曾在一篇尺牍中自比阮步兵），但是世人并不理解，即使其亲人也不能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记：

张献翼在家挂牌出售自己的东西，从诗文，到豆浆，到老年痴呆，都卖。他哥哥的朋友沈德符不太明白，问这是爪子呢？他哥哥说，我还怕这家伙再挂一牌子，说要卖哥哥，那么我就老火了。沈德符也跟着打趣，如果再挂牌，说要卖友，咱又咋办喃？于是两个人拍着爪子哈哈大笑。

他们的哈哈大笑，实际上是一种不理解，也是一种轻蔑。对行为艺术家张献翼来说，世人的不理解与轻蔑，无所谓，但至亲和朋友的不理解与轻蔑，也许就不那么好捱过了。

幸好，无论怎样难捱的人生，总要捱过去。行为艺术家张献翼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。

按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的说法，张献翼死于万历甲辰（1604），“年七十余，携妓居荒圃中，盗逾垣杀之”。

但我更愿意相信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的说法，毕竟后者与张献翼同时代，且有直接交往。沈德符记述说，张献翼死于万历辛丑年（1601），因为“……蒋高私妓一事，幼予罹非命，同死者六七人”，而张献翼的大哥张伯起（凤翼），也“挥泪对余，叹狂言之验。”

张献翼的死亡年分或有异词，但死因没太大分歧，沈、钱二人的记载都差不多，那就是因为私自召妓，而被黑社会干掉。

作为万历年间第一行为艺术家，张献翼就连死，都死得不一样。沈德符说，张献翼死的那年，虎丘僧人叫省吾的嗜酒，有天猛然醉死；某孝廉与姻家比邻，后者遭偷了很多钱物，怀疑孝廉跟贼沟通，去公安局报案，孝廉被捕，最终死在狱中；忽然税务纠纷又起，小商人葛成登高一呼，到处拆土老肥的豪宅，还打死了人，结果被当局镇压（葛成举事于1601年，更可证沈德符记张献翼死年为确）；现在张献翼又因为嫖妓而送命。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年，当地的标题党就用“死于酒色财气”来概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常死亡。沈德符则将之写入了自己的独立博客，或曰笔记小说。

作为行为艺术家，张献翼死后并不风光，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说：“及其被杀也，人咸恶而讳之，故其集自纨绮诸编外，皆不传于世”。（此言不尽确，张献翼的著作，除《纨绮集》外，在清乾隆间，至少仍有四种流传，且收入《四库总目提要》，分别是《读易韵考》、《读易纪闻》、《舞志》、《文起堂集》）

尽管“人咸恶而讳之”，他的朋友仍然将其看成奇异天才，并为之痛惜。吴中名士俞琬纶为他撰写祭文，说：“公一生奇而死，更奇阎里接公之奇状百出，无不怪而笑公，言及公之死，又无怪而笑公。呜呼，不知公而但见公之状与公之死，焉得不笑，又何怪乎里人哉！然则公之死，当唯是风云带愤，泉石下怆，不复可于人间求痛公者。”

后记：对于张献翼出生年月的独家考证

张献翼的生年，目前无人考出，那是他们偷懒。张献翼的死年，目前人多采钱谦益的说法（认为张氏死于1604年），那是他们糊涂。关于其生年，我判定在嘉靖13年（1534），正面证据有二，侧面证据有一。关于其卒年，我判定在万历29年（1601），考证见上文。

王世贞曾应张氏邀请，撰《张幼于生志》，在当时这很出格，因为“志”通常只记死人，不写活人。

在此文中，王世贞写：“不佞少长君于八岁”，又说：“而伯起生又七年，幼于生”。王世贞的生年为嘉靖5年（1526）（据中华书局《弇州山人别集》），大张献翼8岁，则后者当生于嘉靖13年（1534）。伯起乃张凤翼，张献翼长兄，明代戏曲家，生年为嘉靖6年（1527年）（据中华书局《张凤翼戏曲集》），大张献翼7岁，则后者当生于1534年，与前推定吻合。

又张献翼《百一诗自序》中说：“岁至改元，张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”。张献翼一生只经历过一次改元，即万历改元（1573），如按其生于1534年算，此年张献翼已经40岁，确实远过“六十之年”的一半。

张献翼并非从小就献身任诞事业。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，钱谦益说他中年以前“不失为儒生”，“后乃狂易自肆”；在袁宏道与其的一封尺牍中，又将他归于“周密”、“规矩”之列；而在《四库提要.读易纪闻》中，又说他的这部书“盖亦积渐研思而始就者”，进而发问：“殆中年笃志之时，犹未颓然自放欤”？

由此看来，张献翼的任诞行径，大约在中年之后。

那么，为何他会从一个“周密”、“规矩”之人，转为“颓然自放”、“狂易自肆”？

且让我们来看看张献翼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打击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说：“吴中张幼予，奇士也，嘉靖甲子（1564）与兄（凤翼）伯起、弟（燕翼）浮鹄，同举南畿试。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，为裁其一，则幼于也。归家愤愤，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。”

这条记载很重要，张献翼青年与兄弟同赴科举，却因为三人不能同进，大哥为尊，小弟要爱，老二则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正好被尴尬裁掉。这就埋下了他中年以后任诞行世的种子。

仅仅这条记载还不够。实际上，少年时代，张献翼就以“天才”鸣世。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说他：“年十六，以诗贽于文待诏，待诏语其徒陆子传曰：‘吾与子俱弗如也’”。文待诏，即文征明，当时吴地文坛的第一把手，竟然对一个16岁的小杂种推许如此，可见张献翼实在是鲁迅文学院少年班名列前茅的同学。

在张氏三兄弟中，张献翼早年名声最噪。“入赀为国学生。姜祭酒宝停车造门。归而皇甫子循暨黄姬水、徐纬，刻意为歌诗，于是三张之名，独幼于籍甚。”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）

不但有文坛老果果登门拜访，且所交结的皇甫子循诸人，都比他年纪大出好一截，均是当时文坛中坚。在《百一诗自序》中，他说：“张子少多长者之游，大父行者半，丈人行者半，垂髫齐年者屈指无几。”从小他就和祖辈、父辈年纪的士人交游，同龄人却寥寥无几，这是早熟智者的习惯，觉得同龄人太NAIVE，于是喜欢跟更成熟的长者交游。这使张献翼的智力、才力与名声获得更快成长，同时也可能使他沉溺在一种被娇惯的氛围中——长者对早慧少年，总会多些称许、宽容和放纵。

张献翼少年得志，大却未必了了。屡次科举失败后，他灰头土脸回到老家，自此不求功名，后来偶尔上书朝廷，想建点议，也没人甩。赵翼《陔余丛考》记：“张幼于亦有《会试移期议》一篇，谓国初定鼎金陵，在南北之中，故定期二月会试。后都北京，远三千里，宜移在三月。然终明之世，未尝改移也”。张献翼的建议其实有一定道理，只是对“今上”而言，他只是个小角色，他的意见，并不比蝼蚁的叫声更响亮。

少年得享令名与中年郁不得遇的落差，让张献翼鬼冒火。他在给昆山王令启的一封信里说：将我看成国士的人，多半就是国士，将我看成众人的人，多半就是众人，“每以自嫌，亦以自慰”。这话透出骄傲，也透出反叛，更透出凄凉。于是他“碌碌不能辟世，聊复玩世”。（《答陆工部淮上书问》）

仅仅没有功名，不受朝廷重视，也还罢了，经济上捉襟见肘更让人鬼冒火。而对明代拿不了官方薪水的士人而言，如果不是老爷子传下良田千顷，或者“降格”去经商做陶朱公，那么迟早要面临经济问题。

袁宏道曾写诗送给张献翼，说他“家贫因任侠，誉起为颠狂”。这话有两个意思：一是你现在穷，因为你爱宴大宾；二是你现在有点小名儿，因为你疯扯扯。

从侧面我们还能找出一些张献翼经济不景气的证据。冯梦龙《智囊全集》记：“长洲谢生嗜酒，尝游张幼于先生之门。幼于喜宴会，而家贫不能醉客”。多寒碜，又喜欢请客，又没经济实力，真是四一先生的作风啊。而前引《万历野获编》：“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，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”，则说明张献翼对自己经济状况的不爽和自嘲。

如果张献翼真的穷到如被政府洗劫，那么他也不可能任诞，早他妈饿死了，还穿什么大红衣裳，嫖什么妓啊？偏偏他似穷非穷，前面说过，张献翼家养舞童班子，若真穷困潦倒，肯定养不起。因此张献翼的经济状况，处于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的小康阶层。而这个阶层的文人，恰好有精力来坚持搞些荒唐事儿。否则就只能像曹雪芹一样喝着情人送来的米粥，在破屋子里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小说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除开物质上的逼仄，更有精神上的攀比及颓败。

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说张献翼“晚年与王百谷争名，不能胜，颓然自放”。

王穉登，字伯谷、百谷，与张献翼同居苏州。钱谦益对王氏评价不俗，“吴门自文待诏殁后，风雅之道，未有所归，伯谷振华启秀，嘘枯吹生，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”。

同在苏州，地方文坛的老大王百谷当了，张献翼只能当老二，甚至老二都当不上，作为当年文征明“钦点”的接班人，多么痛苦！实际上，早岁被文征明“钦点”的事，影响了张献翼一生。在死前三日，他“遗书文文起（震孟），以遗文为嘱。”这个文震孟，不是张献翼的亲戚，也不算其至交，只不过是文征明的曾孙。张献翼的“托孤”（所撰文章就是他自己的孤儿），透出了浓浓的“接班人”未能“接班”的惆怅。

名声上跟王百谷拼不过，张献翼在私生活上也要拼一拼。王百谷搞名妓马湘兰，张献翼也要搞名妓赵采姬——他在一个中秋写了“试从天上看河汉，今夜应无织女星”的诗送赵小姐，让其名冠北里。

爱较劲！张献翼到老都不改这个脾气。他的忘年交袁宏道最后也受不了，在一封对张献翼嬉笑怒骂的尺牍后，两人再不来往。这封《与张幼于》也成为文学史上的名作，在今天，张献翼之所以偶尔还会被人提起，多是因为这封尺牍。

这封信里，袁宏道不顾自己比张献翼小几十岁，实话实说：哥子，说你颠狂那是抬举你。你真配得上颠狂二字么？如真是颠狂者，我得喊你老师，哪里还敢喊你哥子！……说到谈名理，当世也就李卓吾是我对手，你哥子就算满身是口，呵呵……

这些不客气的话一定深深伤害了张献翼的骄傲，他们从此没再通信。可以大胆推测，对张献翼样的狂者而言，被好友伤害了的骄傲，只会在日常生活中以更膨胀的形状溢出。

实际上，张献翼与当时名流结交甚多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给了他不小的压力——当他发现自己终身都不能达到名流朋友的成就或名望时，他只能用任诞颠狂来掩饰内心的失望与落寞，所以紫衣狎妓，生祭友尸，假面看人，白眼阅世。

除了前面说的皇甫汸、沈德符、袁宏道、王穉登、刘凤等人外，张献翼交游者还有归有光、王世贞、汤显祖、江盈科、徐繗、沈懋学、黄姬水、朱曰藩、陈履等。（如要一一细述其交结之事，文章将冗长不堪，以后再专门写篇《张献翼交游考》）。

凡俗世人多目之为妖怪，为胎神，张献翼却把自己比作“客星”：（他和清龚自珍一样，都爱活用东方朔的典故）“倘奉使敭历湖海间，星郎访客星所在，仆或当之。”（《答韩行人书》）

对自身才华的信任，让张献翼找到抵抗舆论、坚持任诞的理由。在给老友皇甫汸的一封信里——这也是《文起堂集》中最后一篇文章——张献翼写道：

“先民有言：才高于人，众必非之……爱弟夭亡，何心天地。一犬吠形，毁谤山积……颜氏云：不容，然后见君子。韩退之云：动辄得谤，名亦随之。今幸见忌者，不能不置我于司勋淳父之间也”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张献翼终于“抗愤而不顾，遂放浪自弃，与世阔疏。”（《答韩行人书》）

无独有偶，整个明朝中叶后期，知识分子中似乎都洋溢着一股任诞之气，其种种怪异行为如今看来的确非常不可思议。“太有性格了！”如今的年轻人恐怕都难以一一模仿，这是为何呢？

任何一个人，即使是怪物样的人，都无法跳离自己的时代。行为艺术家张献翼并不孤独，在他前后，矗立了一大堆同类。事实上，自明中叶以来，士人就多任诞习气。

比如奇装异服，杨慎就开先路。徐纨《本事诗》说：“杨用修谪滇南，纵酒自放，尝敷粉作双鬟插花，诸妓拥之游行市中”。

与张献翼同时代则有刘凤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记：“吴中有刘子威（凤），文苑耆宿也，衣大红深衣，遍绣群鹤及獬豸，服之以谒守土者。盖刘曾为御史，迁外台以归，故不忘绣斧，诸使君以其老名士，亦任之而已。此皆可谓一时服妖”。

直到明末，服妖仍四处招摇。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无锡邹公履游平康，头戴红纱巾，身著纸衣，齿高跟屐，佯狂沉湎，挥斥千黄金不顾”。这位邹公履不但戴大红纱巾，还穿高跟鞋，像车模一样走来走去。同书还记，邹公履去应试，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马门鼓，送试卷；去嫖妓，不赶紧摸白嫩美乳，却对小姐高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，真是不可救药。

除了“服妖”，明代笔记里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任诞行径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记“胡元瑞亦好使酒，一日寓西湖”，当众臭骂戚继光，结果后者气鼓鼓地“促舆度岭”而去。

《明语林》所记更丰：

“罗圭峰动止诡异，径情直行，人目之为鬼王”。

“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，每醉则使两伎肩臂，挟路唱乐，观者如堵”。

“常评事（伦）中法罢归，益为荡恣。从外舅滕洗马饮，大醉，衣红，腰双刀，驰马。马顾见水影，惊蹶，刃出于腹，溃而死”。

“中牟举人张民表，任侠好客，往往荡舟郭外南陂。顶高冠，飘二带，带绣‘东坡半升仅漉渊明酒，三寸才容子夏冠”之句。乘败车，无顶幔……日醉陂头老杏下……兀傲自放，世莫测其高深”。

《舌华录》则记：“桑悦调柳州，不欲赴，人问之，辄曰：宗元小生，擅此州名。吾一旦往，掩其上，不安耳”。这个桑悦不但傲视柳宗元，而且喜欢恶搞考试。有次参加会试，做完题目，他觉得一定中举，就在卷子后画一战船，敲着桌子嚷嚷：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！结果被算成作弊，“以违式贴出”。

对明代士人任诞之习，清人赵翼以为起源于明中叶。他在《二十二史札记》中设有专条“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”：

“吴中自祝允明，唐寅辈才情轻艳，倾动流辈，放诞不羁，每出名教外。今按诸书所载: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，诡身为仆得娶之，后事露，学士反具资奁，缔为姻好。文征明书画冠一时，周、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。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，厚币延致，征明不赴，寅徉狂脱归。

又桑悦为训导，学使者召之，吏屡促，悦怒曰：‘天下乃有无耳者’！期以三日始见，仅长揖而已。

王廷陈知裕州，有分巡过其地，稍凌挫之，廷陈怒，即散遣吏卒，禁不得祗应，分巡者窘而去。于是监司相戒，勿入裕州。

康德涵六十生日，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，各书小令付之，使送诸王府，皆厚获。

谢榛为赵穆王所礼，王命贾姬独奏琵琶，歌其所作竹枝词，歌罢，即饰姬送于榛。大河南北，无不称谢榛先生者。”

罗列现象之后，赵翼给出的评论是：“此等恃才傲物，跅弛不羁，宜足以取祸，乃声光所及，到处逢迎，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，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，若惟恐失之。可见世运升平，物力丰裕，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，亦一时盛事也。”

赵翼对明代士人任诞习气并不欣赏，但承认这些任诞士人，到处受到达官贵人的追捧，声名显赫。对这种现象，他归结于当时“世运升平、物力丰裕”。

赵翼就现象的描述清晰传神，但解释却有点单薄苍白。他所处的乾隆时代，自是“世运升平、物力丰裕”，为何士人却没有多少任诞之习呢？

明中叶以后士人多任诞习气，主要原因在于士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猛抬头，而且很容易流于言表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说，明代士人“气矜”、“气激”、“任气”、“躁竞”、“激昂好为已甚”，乃至好干“民誉”、“矫为奇行而不经”。这种嚣张士气，表现在朝堂上则是百官撼门而哭（嘉靖元年的“议礼案”），或直言皇帝“酒色财气”全犯（万历十年雒于仁的奏疏）。而在朝堂之外，“士气”则转为民间各种任诞行径。

从思想风气来看，明中叶以降，王阳明的心学大盛，对僵化理学首开反动，欲致人于平等，亦使之得自由，随后李卓吾、何心隐等人均以个人自由为鼓吹中心，稍后袁宏道及公安派的“性灵说”，实质也是对自我的强调。在此等思想风气影响下，士人又从提倡个性自由，走向标新立异，乃至追逐怪人，怪癖。

比如徐文长，晚年“愤益深，佯狂益盛”，拒绝接见大人先生，与下贱皂隶打成一团，还用斧头砸自己脑壳，将头骨揉搓有声，又以尖锥刺耳，深入寸许。徐文长身前淹蹇不得意，身后却受到晚明士人疯狂崇拜。他们除了崇拜其文学天才，更崇拜其狂诞，如袁宏道在《徐文长传》中写的：“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”。这却是以“病”为最“奇”了。

张岱在《祁止祥癖》中，将这个观念发挥到极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。他所写的“有癖”祁止祥，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，只把娈童崽子当性命，而张岱对此似乎还觉得颇有“真气”。

上面是从士人个性、社会习气方面探究。若从制度上讲，萧公权名著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中的这段话，也许对我们理解明中叶以来士人任诞习气有所帮助，且抄录如下，聊当收尾：

“中国专制政治，至明代愈趋深刻。太祖开国即树惨核之风，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。继体诸君，变本加厉。二百七十余年中苛政弊政之多，殆为历代所不及。加以科举‘八股’，败坏人才。理学末流，束缚思想。诏狱廷杖，摧残士气。下则民不聊生，上则士鲜廉耻。流寇起于中，夷狄迫于外。一朝势去，瓦解土崩。大好河山，又复沦于异族。事之可惜，孰逾于此。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，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。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，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。”

而明中叶以来士人之任诞习气，同样可看成是一种“反动行为”，虽然不是对专制的正面攻击，但至少是一种消极抵抗。明白这点，对今世一些任诞之人，任诞之事，我们也许可以多几分“了解的同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