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北京是如何成为帝都的？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二月，李自成攻克太原，不日就将兵临北京城下。

大明王朝危在旦夕，大臣李明睿力劝崇祯帝南迁。他认为，向南进行战略转移，之后再北上反攻，可以暂时避其锋芒，且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，基础比当年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。

崇祯其实也有这个想法。

然而，大明朝中的“键盘侠”们都立场坚定，反对迁都。他们主张撤退可耻，坚守光荣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留下来才是政治正确。

满朝大臣吵了一个多月，李自成大军早已攻下居庸关和昌平，距北京近在咫尺。这时，崇祯就算想跑，也无路可退。

北京城破，崇祯在自缢前说了句“皆诸臣误朕”，埋怨众臣无能。此话虽然多少有些推脱责任之嫌，但那些力主坚守的官员们确实已将口号抛之脑后，他们在李闯进京、满清入关后，就排队去请求新领导安排工作了。

在明末危机下关于迁都的争论中，慷慨陈词的大臣们似乎都没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——北京的首都之位其实并不稳固。

历朝定都北京，经常伴随着动乱，帝都的地位，亦非天之所赐，而是付出血与火的代价，并在八百多年的岁月中几经沉浮。

1

金朝初年，首都本来设在上京会宁府（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）。女真的保守派仍因循守旧，眷恋牧猎生活，守着东北那旮旯舍不得离开。

那时，原为辽南京的燕京（今北京），成为金军南进的前哨站，动荡不安，经济凋敝。金灭辽、破宋之后，女真人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为报复契丹人，在这里大肆屠杀，持续时间长达月余，导致燕云地区一时大乱。

后来，决定迁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统治者海陵王完颜亮。

完颜亮一直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，他野心勃勃，发动政变谋杀金熙宗夺位。同时，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，相传因为读了柳永的词而对江南莫名向往，急于南下攻宋。

完颜亮即位后杀掉了一批宗室大臣，并将上京的宫殿、宅第拆毁，夷为耕地，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迁都到燕京，定名中都，取居天下之中号令四方之意。

除此之外，完颜亮还将祖上陵墓迁葬。辽时，尽管政治、经济中心不断南移，契丹贵族死后仍按传统归葬北方，完颜亮却把老祖宗的坟都迁过来了。

完颜亮迁都，一是为巩固统治，摆脱旧势力的纠缠， 二是看重此地利于军事防御的山川形胜。

燕京北枕万里长城，南连京杭大运河，可“据长城而抚四夷”，抵御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，也可凭借大运河这一生命线，保证经济补给。

当初，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，导致中原王朝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受北方威胁，整日担惊受怕，燕京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。

诚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：“冀都，天地间好个大风水。山脉从云中发来，前面黄河环绕，泰山耸左为龙，华山耸右为虎，嵩山为前案…故古今建都之地，皆莫过于冀都。”朱老夫子看风水的水平也是一流。

完颜亮的迁都政策无疑加强了女真族和汉族的融合，但其淫乱暴虐的行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满，最终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杀。

从完颜亮手中夺取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。他在政变中即位，有人劝其遵守祖训，搬回上京会宁府，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他迅速赶赴中都，“据腹心以号令天下，万世之业也”。

金世宗当机立断，急赴中都，果然迅速地坐稳皇位。

之后，完颜亮帝号被废除，他在旧史书中的名声一直不太好。人们或许早已忘记，北京建都，正是这个暴君的决策。

2

13世纪初，蒙古骑兵南下，燕京再度成为军事重镇。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，与一场夺位之争息息相关。

1259年，率军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合川钓鱼山下暴毙。当时，忽必烈正与宋军鏖战于鄂州，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谋夺汗位。

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（在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）为根据地调兵遣将，占得先机。那时的和林，是帝国的都城，也是世界的中心，从莱茵河畔到黄河两岸，大半个欧亚大陆接受这座城市的诏令，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铁蹄之下。

忽必烈从宋蒙战场北归时，阿里不哥已在北方号令各军，以大汗自居。忽必烈的谋臣郝经，紧急上书，建议忽必烈班师前往燕京，然后再北上草原与阿里不哥交战。

这位郝经也是个牛人，后来出使宋朝，被贾似道软禁，一关就是十六年，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。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救，演绎了一出元代的“苏武牧羊”传奇。

忽必烈早已知道燕京一带的重要性，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向忽必烈进谏：“幽燕之地，龙蟠虎踞，形势雄伟，南控江淮，北连朔漠。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，大王果欲经营天下，驻跸之所非燕不可。”

于是，忽必烈接受郝经的建议，北上燕京，进行建国定都的准备，随后与阿里不哥决战。阿里不哥远在漠北，反而鞭长莫及，难以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，在四年的争斗中落于下风，兵败被囚。

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。这次内战后，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，和林迅速衰落，沦为一个地区性中心，消逝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。

此时，草原上的都城显然已不合时宜。

另一个汉人谋臣刘秉忠，成为蒙元改革的总设计师，为忽必烈出谋划策，提出完全按汉制建国号、颁章服、举朝仪、定官制，并定都燕京。刘秉忠有一句名言：“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。”

当年初入中原，蒙古军不懂农业生产，只知劫掠，有些蒙古贵族甚至主张杀尽汉人张、王、李、赵、刘五大姓，改农田为草原，进行放牧。

在这种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，燕京地区的农业经济大受破坏，直到契丹人耶律楚材向蒙古贵族进言，改劫掠为课税，是更有效的致富之法，这一形势才得以缓解。

当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时，以骑兵征服四方，可以在草原上建都，便于统治与调兵，可当进入中原，接受汉制，将都城南迁便迫在眉睫。

因此，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规划，命他在燕京东郊营建新城，1271年改国号为“大元”，并于次年迁都燕京，称大都（今北京）。

3

历经金、元，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动摇，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定都一事上纠结。

明朝初年，虽定都应天（今南京），但朱元璋仍不时有北迁的想法，曾考虑的地点包括长安、洛阳和北平（元大都）。

长安，有“崤函、终南之阻，渭、灞、浐之雄，百二山河之胜”。但是，这里若无南方的粮食运输，饭都吃不饱，皇帝也要喝西北风。更何况，明朝时中国早已生齿日繁。

再看洛阳，“东压江淮，西挟关陇，北依邙山，南望阙，曾为九朝之都”，这份“简历”也很漂亮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太子朱标就十分中意，到此地巡视之后，有意迁都于此。可惜朱标早逝，洛阳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，没能在明代再次成为首都。

至于北平，“右拥太行，左注沧海，抚中原，正南面，枕居庸，奠朔方”，蒙古人离开后，北方尚未安定。此时朱元璋直截了当地问廷臣们：“建都北平，可以控制胡虏，和南京相比如何？”

翰林院修撰鲍频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：“蒙古人兴盛于漠北，立都于燕，到现在已经百年，王气已尽。咱南京是兴王之地，这儿挺好的，没必要再迁都了。”

因大臣劝阻，迁都一事就这样暂时搁置，直到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，于1403年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位后，才再度提上日程。

朱棣在北方度过二十多年的藩王生涯，深知边境之祸是明朝的心腹大患，北平的军事战略地位何等重要。

朱棣没有朱元璋的顾虑，毅然重回自己的“龙兴之地”，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迁都北京。从此，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、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，直至明末，崇祯吊死煤山，也没有南渡。

4

清代，北京依旧为帝都。和之前几朝建都一样，清初的北京城也笼罩在政治动荡的阴影之下。

这里见证了清初残酷的民族压迫。
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十二月，清廷颁布圈地令，京畿地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，满人贵族横行乡里。二十年里，京郊各县百分之八十五的耕地被圈占，近郊的通县土地尽数被占，僻远的怀柔县，民间土地也“所余无己”。

在圈地的同时，清廷“恩准”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，很多京畿农民不但失去田宅，自己也被迫沦为旗下奴。一些八旗庄主甚至强行将“投充”的农民阉割，野蛮程度令人发指。

为了摆脱庄主压迫，大量沦为旗奴的农民逃亡，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“数月之间，逃人已数万”。

除了京郊圈地，北京内城还进行“迁汉”。清军入京后，首先圈占了北京城东、西、中三区的民居。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八月，清廷严令“凡汉官及商民人等，尽徙南城居住”。

在“迁汉”的过程中，清廷实行优惠政策，每间房屋补贴银四两，充当搬迁费用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，一些世代居住在“三环以内”的老北京，就因为大清一个搬迁令，拿着四两银子搬到“五环以外”去了。

经过清初对北京城的重新规划，清代北京内、外城实行满汉分居、分治，内城成为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。

之后两百年里，北京城犹如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，眼见大清顶着康雍乾盛世的光环，逐渐走向王朝末路的黄昏。

5

1912年，中华民国建立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后完全控制了北京。袁世凯死后，直、皖、奉三系明争暗斗，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从1912年至1928年，北京政府更换了九次元首，约50届内阁，其中最短的一届，只有半天。

直到1928年，南京国民政府率领的北伐军进驻北京，才结束奉系的统治，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议再度成为焦点。

以阎锡山、冯玉祥集团为首的北方势力对定都南京提出异议，和当年袁世凯不愿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原因类似。北京正是在阎、冯势力的控制范围之内，定都北京，无疑对他们更有利。

早在前一年，冯玉祥就对蒋介石提出：“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！”

为了反驳阎、冯等人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，阐述建都南京的理由：首先让已故的孙中山“打头阵”，声称这是孙中山生前的一贯主张；随后又说，北京古城固然整齐，但那些红墙黄瓦的旧时代建筑不能成为新时代首都的象征；此外，南京靠近上海，地理位置上也处于中国中央。

总之，“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”。

吴稚晖此话一出，犹如咖啡大蒜论一般，让南北方文人一时吵得不可开交。

地理学家白眉初在《国闻周报》上发表文章，为北京建都宣传造势。他说：北京建都已有八百多年，在此建都者，代代强盛；南京地势低洼，民风文弱，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，萎靡之气太重，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有十个左右，“非偏安即年促”。

言外之意是，建都南京，迟早完蛋。

南方人看完这篇文章就不高兴了，有“龚大炮”之称的《申报》编辑龚德柏，撰文指出白眉初“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，竟以18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”。

这场争论历时数月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▲南京秦淮河夜景。

6

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，北京失去首都之位。然而“金陵王气”并没有让北京黯然失色，相反，在之后的二十年里，几度发生迁都之争。

尤其是抗战后期，关于战后建都的大辩论，政界、学界人士主张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、北平、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长沙、武汉和洛阳等，尤其以支持北平、南京和西安者为多数。

中国自古有“以天子守边防”之说，那么，中国未来的边防在何处，最大的敌人来自何方。一些学者由此展开思考。

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，战后建都“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，便在南京住下好了；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，把都城放在边塞上，还是到北平去”。

《大公报》社评认为，“战后军事外交的中心是在北方大陆上，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”，“万万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势”，因此应该建都北平。

这些争论在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宣告结束。

北平又等了三年。

1949年，北平迎来曙光。通过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，北平更名为北京，成为新中国的首都。

正应了《英雄本色》里小马哥那段台词：“我等了三年，就是要等一个机会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我曾经失去的，我一定要拿回来！”

▲北京：我也等了三年。

7

北京再度成为首 都，城市改建成为重中之重。

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，北京有着八百多年的建都史，时间之长仅次于长安、洛阳，高大的古城墙曾是其独一无二的标志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瑞典人喜仁龙在看到北京城墙后曾写道，这是 “最动人心魄的古迹——幅员广阔，沉稳雄劲，有一种高屋建瓴、睥睨四邻的气派”。

但是到解放后，北京古城墙历经多年战火洗礼，很多早已破败不堪。

1949年，有人在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提出，拆去所有城墙以改善交通。当年，吴稚晖反驳阎、冯等人建都北京的主张，其中一个理由也是北京的古建筑不够“时尚”，倒是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。

对此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即表示反对，并提出建议：“可以把城墙改作公园，栽花池，城楼可作展览、民众教育馆、茶馆等，城下可作绿地，改善附近居民环境……在城门附近拆除少数房屋，加宽马路……这样不仅不妨碍交通，还大大增加城市的美感。”

为保护北京旧城，次年，梁思成与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了著名的“梁陈方案”。

该方案建议，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，这样，新旧城之间的长安街就像一根扁担挑起二城。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，旧城则作为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。

但是，这份方案并没有得到领导层重视，很快淹没在声浪之中。梁思成断言：“在保护老北京城的问题上，我是先进的，你是落后的”，“五十年后，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，我是对的”。

梁思成的呼吁抵挡不了时代的浪潮，自1953年起，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，几年之内，左安门、广渠门、广安门等都被拆除殆尽。

1969年，中苏边境发生“珍宝岛事件”，毛.泽.东.提出“要准备打仗”。老百姓积极参加义务战备建设，每天都有人自发去拆城墙、取城砖、修建防空工事。这些战备活动持续了几年。

而主张保护旧城的梁思成在那些年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其“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”也遭到批判。

一代建筑学宗师最终于1972年含恨去世。

那时的北京城，正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新时代。

多年后，古都北京已经难寻古城墙身影，却有繁华的街景、漫天的雾霾和拥挤的交通。但凡这里有点儿风吹草动，都会引来全国人民的关注，比如前些日子北京市政府的搬迁。

当然，比起历史上每次定都时的大动荡，这些小折腾，轻如云烟。

参考文献：

方彪：《图说老北京：北京简史》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

朱明德，梅宁华：《蓟门集：北京建都八百五十周年论文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

（瑞典）喜仁龙：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

侯仁之：《北平历史地理》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

施祖毓：《李明睿钩沉》，《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2年05期

徐畅：《抗战后期建都之争》，《民国档案》2004年03期

张淑华：《建国初期北京城墙留与拆的争论》，《北京党史》2006年01期